曾听到很多管理者如此抱怨：现在的员工主动性越来越差，整天就知道拿着问题来问你。什么都希望能给个现成的答案，而他们自己从未想过去寻找答案。于是，本来可由员工处理和完善的事情，而硬性推给企业管理者。这不但会影响企业的工作效能，更会造成行业竞争力的丧失。管理的本质在于“管”而非“理”，换而言之，就是管理者实施企业整体运筹，而不是简单的处理问题。管理者面对是整个团队，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体。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是个教练，一个有发展的企业应该是个训练场，员工在这里由初期被“带”着学习如何跑，到最后能自己独立跑的过程，就是企业发展的过程。

到底什么是管理呢？或许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管理者重要的是卓有成效，能否有效是管理者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卓有成效的管理？企业要赢利才可以生存，但生存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赢利。如果企业没有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看到什么项目有赢利空间就发展什么，那就犹如太平洋上迷航的孤舟，永远也到达不了理想中的黄金海岸。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企业虽然由于性质不同而产生各自不同的具体管理差异。但不同企业中90%的管理问题是相同的。”树立一个更高的管理理念和更为清晰的服务群体目标，抓住这相同纠集在企业内部的90%的管理问题，这就是管理者的最终目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管理必须要运用于实践才可预知它的准确性。作为一名管理者，在实行有效管理过程中，必须要牢牢树立“目标、秩序、沟通、知识、领导”的管理理念。即通过确定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标，以合理的规章制度来稳定组织秩序，以沟通来处理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以知识作为组织核心的竞争力，以领导来完善企业的管理职能。企业文化便是这五部分相互融合的客观体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其实就是管理的有效性。一个企业在创建之初，管理者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空间，同时还要加强企业内部制度的管理。

管理并不是以极为保守的制度来压抑员工的自由发展，相反而是营造一种相对自由的空间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管理太严格，容易滋生员工的抵触情绪，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管理过于松弛，工作效率则无法得到提高，并给企业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有效管理其实就是形成一种平衡管理的艺术，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管理的有效性是不尽相同的。现在很多人提倡“人性化管理”，作为特定环境中的具体事例，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行度，但这仅适应于企业的中期发展阶段，而在前期和后期，更为有效的则是制度化管理。它摒弃了“人性化管理”中过于依赖管理者个人魅力的影响，使之回归到管理的理性与本真。

成功源于习惯，管理从目标开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最重要的是如何与时俱进，应变自如。

    房利美和房地美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5.3万亿美元，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近一半。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两大房商以其重要性“绑架了”美国政府，迫使政府最终拿纳税人的钱为两个机构不负责任的市场行为埋单，这是一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准国有化”行为。（新华社）

   为什么要“救市”？“救市”就是要让那些投机者继续扰乱市场吗？凭什么要拿纳税人的钱救济投机者？投机失败当自作自受，这就是市场调节。所谓政府“救市”，不过是救投机者。不“救市”才是最好的救市。

　　形容制度的虚设，纪律的废弛，坊间有议论讽曰：“出了事才有事，不出事就没事”。而从陕西的情况看，“睡官”违规规纪一至于此，居然只是被取消本年度公务人员创优评佳资格，这哪里还是什么“出了事才有事”，而干脆变成“出了事也没事”了！取消创优评佳资格能作为违规规纪的一种处罚吗？我说不能。比如旷工，当然要扣发工资，然而这不发工资能叫处罚吗？百姓都明白的规矩，到了官场却就变了形，除了用“刑不上大夫”或者用“官本位”解释，还有其它可以服众的说法吗？

　　记得陕西会场睡觉一事曝光，舆论惊哗之际曾有一问：那些想睡就睡的官员，这一次还能睡了就睡了吗？而现在睡觉事件以轻轻放下告终，居然就真的睡了就睡了。违规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榜样竖在眼前，倘若陕西还有“睡官”，这次又侥幸未撞上枪口，他们还会有什么顾忌吗？至于那些一年不能评佳的“睡官”，能否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悬念。

　　痛定思痛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有痛可思，然而，一年不能评佳，那叫痛吗？实际上，“无痛可思”并非始自此事；正因为“出了事也没事”几乎成了常态，才会有那么多官员想睡就睡。他们的毫不在乎，既说明开会睡觉于他们已是习惯成了自然，因此想睡就睡遂成了“行为模式”，想不睡也难，又说明开会睡觉在他们眼中，是连小错也算不上的——一年不评佳算得上什么呢？一直以来，只要一个暗访，立马就能捉住一批“懒官”、“睡官”，如果有谁惊诧于“懒官”、“睡官”为何捉不完，那么看一看陕西这个最新的活标本，还会有什么不解之处吗？

　　被冠以最牛的报道我们见了很多，最牛钉子户、最牛局处级别墅群、最牛公务员等等，不一而足，其下场惊人地一致，牛哄哄开场，灰溜溜收场。毕竟国家机器是强大的，谁玩世不恭，无视法理，绝没有好果子吃。不过，但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我还是吃了一惊，如此最牛告示之所以长期存在，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现象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暴露出的是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大问题。是这家名为学府快餐厅无法开出餐饮发票吗？显然不是，而是故意所为，以微利为借口，就想逃避国家税收，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是对法律的藐视，是对税务征收部门的挑衅，丝毫不值得同情。其实，“最牛告示”就是一封举报信，只要有关部门廉政勤政，不给发票问题早就应该得到了制止与纠正。让我不解的是，店方贴出这张告示后立即“名声大振”，况且整条街的餐馆都是无票经营(学府快餐厅老板娘说：我们这条街的餐馆，都是这个样子的)，影响与规模不可谓不大，可为什么当地税务部门毫无觉察呢？是谁纵容助长了偷逃国家税收的歪风？

　　如今有一种怪现象屡见不鲜，就是民不告官不究，老百姓向上面反映了，记者作了报道了，才不得不出马，装模作样地追究某些违法行为，这种被动式执法，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很可能里面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猫腻，必要情况下，司法部门开展独立调查，是税务机关敷衍塞责还是某些官员隐藏腐败，还公众一个明白，否则难解公众心头之惑，难净社会之风。

　　　　愿不愿公开道歉是态度问题，敢不敢公开道歉是道德品质和勇气问题。一些人之所以不愿公开道歉或欲道歉又止，除了态度、勇气和道德品质问题，恐怕关键还是面子问题在作怪。总以为公开道歉是丢了自己的面子，诸不知，面子不过一层皮，真正重要的是里子，里子不存，面子将焉附？

　　道歉，按词典解释，有两层意思：一、表示歉意；二、特指认错。从上面三例道歉来看，尽管我们还不能绝对认为他们的此番道歉就是真诚的，可能还有言不由衷的成分在，有被迫无奈的因素在，甚至还不能说他们已习惯了公开道歉这种方式，但总归是认错了，至少比一些明明是错了甚至是大错特错了，却死不认错者强得多。

　　你知道我要说谁了，对，郭敬明。本来白纸黑字，抄袭的证据确凿，小郭同志公开道个歉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抄袭的毛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嘛，遗憾的是小郭同志就是不认错，宁可赔偿著作权人损失，也决不认错。不禁让人为他的道德品质深深的捏一把汗。

　　本来也是，知错认错，错了就改，就是好同志。象上述三位的道歉，尽管道歉人地位不等，身份有别，不可作简单的类比，但谁能否认随着他们或向治下的老百姓或向读者或向消费者的声声道歉，让被道歉者感到心里暖洋洋的呢？就拿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道歉来说，面对如此又是鞠躬又是道歉的情景，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从中，更让老百姓看到了身为一个省委书记的开明和坦诚，继而对未来的瓮安社会治安好转充满着希望。

　　　　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公开的真诚的道歉将会变得越来越多。道歉是一种美德 .就让真诚的公开“道歉”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过去，是会被士林坊间当作“教育佳话”而广为传颂的。典型如当年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只考了15分，而英文却考了满分，清华破格录取了他，这成为一段后人称颂清华教育、缅怀旧时传统的佳话。与此类似的还有吴晗考北大时数学零分，闻一多留美时数学不及格。然而，今天清华降60分录取了一个90后少女作家，非但没有赢得公众对“破格”的喝彩，相反网络上是一片批评之声，有人谴责清华破坏了规则，有人痛骂清华丧失了大学精神、越来越堕落。

　　相似的事情，放在昨天是佳话，发生在今天却遭到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可能源于公众对“美女作家”身份的本能反感。在这个网络降低了写作门槛、发表越来越简单、写作越来越去神秘化的年代，作家的身份已经严重贬值。如果降分录取的是个小发明家、小科学家、小时评家什么的，舆论可能还会觉得这“格”降得有价值，可竟然是个泛滥成灾的作家，而且还是极具炒作色彩的“美女作家”，更何况还有90后的名号，公众不反感才怪。

　　其次，清华此举有“追星”、“傍名人”之嫌。清华当年破格录取钱钟书所以会成为佳话，很大程度上因为钱钟书那时还默默无闻，而清华录取他完全是看中他的才气。可降分录取蒋方舟就不一样了，她被称为“90后美少女作家”，俨然已经是一个名人，一个能吸引眼球、有炒作价值的明星，清华对她的降分录取也就带着追星的色彩。一个人一旦获得奥运冠军就会成为大学争相录取的对象，一旦成名就会被大学争相降分抢聘抢录，大学在名人、明星面前毫无原则、丧失大学精神的姿态被舆论诟病已久。

　　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公众对招生腐败的极度痛恨，对招生规则一再被权贵和名人打破的焦虑。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要人们赞美“破格”，把“破格”当作佳话传颂，首先你得有“格”，也就是有着严格、透明可监督的招生录取规则，规则很难被逾越和打破，那么偶然的“破格”才会被赞美——正如当年录取钱钟书时的清华。可问题是，当下中国的招生录取很多时候没有“格”，“格”很容易被加分腐败、招生腐败、考试腐败所逾越，有钱有权者很容易通过票子、条子和种种加分政策打破招生规则，规则一再遭受践踏，制度成为权力手中的橡皮泥。在这种现状下，或许，公众更乐于见到的不是“破格”之类的故事，而是大学对于规则的坚守

　　　7月7日下午，广州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恶性袭警案犯罪嫌疑人杨佳的代理律师谢有明。记者：如果杨佳确实被警方打伤下体，法院在量刑上会不会有所考虑？谢有明：现在谈量刑尚为时过早。在其他案件中，如果有这种因果关系的话，情节轻的，法院量刑上会有所考虑。不过，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7月8日广州日报)

　　杨佳的代理律师对记者所说的上述言论，本人以为极不妥当。

　　“……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这是一个代理律师应该说的话吗？这是站在谁的角度为谁在说话？这是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还是在为自己的专业水平开脱？亦或是迎合公众的心理？还是在向社会公众炫耀自已的判断预测能力？

　　不论出于何种角度去考虑，这位律师的言行已经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他的这番话对犯罪嫌疑人的生存信心是一种无形打击，对司法审判机关和法官会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导。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与其职业道德很不相符。说严重点，甚至是对法律的亵渎。

　　“法无明文规定既不为罪”、“在不经法院的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这是无罪推定原则，也是法治文明社会的表现形式。现今，杨佳案件处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刚被批捕，杨佳还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身为律师，你凭什么就认为杨佳必死？即使其罪行已经罪大恶极，即使必死也不是律师能够判定的，更何况还是最应该和犯罪嫌疑人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身为代理律师，应该想方设法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用妥善而审慎的态度去对待承办的案件，而不是持上述极不负责任的心态去面对新闻媒体“信口开河”。

　　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对律师的忠诚义务有明确规定。“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律师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不恰当的表述。”身为代理律师，说出上述一番委托人“必死”的话，怎么算是尽心尽职呢？照我来看，这其实是一种严重悖离职业道德的行为。

　　做为一个有着正常思维和法律意识的公民，我们务须牢牢记住：“在法庭最后判决认定罪名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也就是说，至少目前“杨佳是无罪的”。这是一个原则，是一个法治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也是犯罪嫌疑人杨佳身为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道理，我想身为杨佳的律师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世界巨富比尔.盖茨近日宣布退休，并决定将58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悉数捐给社会，如此彻底的捐款再度使比尔.盖茨集取聚了全球的眼光，有媒体称之为“裸捐”，意谓捐款私产到了毫无保留的境地，这自然是令人起敬的“裸捐”。

曾为全球首富的盖茨要把全部的家当捐给社会，让全社会的穷人们去花自己拼博数十年的产财，用我们中国人的惯有思维来看的话，简直是疯人的举动。有钱自己不花却让无数个素昧平生的人去共享，巨财不留后代却要无偿捐献社会，这与我们历来的世袭文化与传承基因大相径庭，中国式的财富处置方式通常是限于直系姻亲关系的成员共享，有的甚至夫妻间、父子间还为资产的分享不匀而祸起萧墙，更遑论让外人来分一杯羹了。即便自己有房有车餐餐燕鲍滋补并无更多物质需求，财产本身就具有积累性与延续性的，使用人可以延续到下一代，子女坐享父辈成果的富豪在国内亦未鲜见，可见，盖茨的“裸捐”在吾国实在是“超级另类”之举，断不会有人产生兴趣效而仿之的。

比尔盖茨穷其一生拼命赚钱，最后的目的却是回报于社会，真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现在看来，积累百亿家财只是他创富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而行善济世才是他真正追求的标杆，让更多的人提高生活质量才是他快乐的源泉，而580亿美元的财产充其量只能成为盖茨行善的载体与工具。于是，我们从“裸捐”的盖茨身上看到了两重价值，一是他用积累580亿美元的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水平，也即自身价值；二是他用捐赠580亿美元的善举证明了自己的精神高度，也即社会价值。从自身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转化，恰恰是盖茨由富转贫的转变，也是盖茨由利己到利人的转变，盖茨由此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之富、社会之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不乏富豪云集，从近年来的富布斯和胡润排行榜上就不难见到华人的身影，各种媒体亦可见中国富豪身价百亿的报道，然而，不缺富豪的中国，偏偏缺席了盖茨那样的“裸捐”富豪，哪怕是“半裸捐”的富豪也难觅踪影。在信息通达的时代，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中西方的富豪横向类比，一方面比富豪的身价，再一方面则是比富豪的善心，这也是民众心中对富人群体的一种社会期望值，总是希望有能力的富人群体能及时回报社会，这种期望值与是富豪的财富成正比的。

曾几何时，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悄然地变化，从单纯的“羡富”心态转变为了“羡富”与“仇富”并存的爱恨交错的复杂情绪，并且出现了富豪有无“原罪”的争论，似乎国人颇失容他人先富的雅量，其实不然，国人在“羡富”的同时，更痛恨那些富之不义富之不仁的利己主人者，那些人从社会上攫取了大量的资产在显富露贵，当社会需要爱心抚慰的时候却视若不见，在弱势需要救助扶贫的时候却装聋作哑，积累了大量资产只图自己骄奢淫逸，这种严重缺乏社会责任心的富人怎能不激起民心鄙视。

社会的富裕体现在民众的富裕，而民众的富裕则体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中西方富豪的差距不仅仅是财富上的差距，尤为重要的是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上的差距，社会需要的是利人之富，而非利己之富。对此，比尔.盖茨无疑为富的境界树立了一个绝好的样板

在节目中，先挑起关于文学讨论的人是韩寒 ，他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陈丹青随即表示赞同：“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对于当代一些知名作家，陈丹青说，“像余华、苏童，我看一页就放下了”，韩寒也表示说，余华的小说自己一本都没有读下去。

随后，有网友声称“如此言论只能说明他们自身的自大和无知，就当是狗叫吧”。还有的80后网友表示要跟80后的韩寒划清界限。

其实，韩寒只不过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每一次，每一件事情，往往韩寒都会走在前端，这跟他的个性有着联系。从他取得新概念大奖以来，他的“新概念”层出不穷，放弃高考，放弃大学，成为一名职业车手；在汶川地震中有自己开车去救援；包括和几次名人的争吵等等都说明韩寒是个极有个性的人。

我并不认为，在这次事件中韩寒有什么错误。他只是表达了一个年轻人自己的观点，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他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不能都认和韩寒有着同样观点的名人不存在，而且可以肯定，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可是有谁有胆量在媒体之前说出这样的话呢？除了韩寒，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其实应该为韩寒的勇气鼓掌。

我并不是否定老舍、巴金、茅盾等这些大师的文采有问题，或者说好与不好。在我心中这些人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们永远都值得我们去尊敬，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个时代的文人和如今的文人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个年代的人是靠着自己的笔杆子和作品，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天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作家。谁也不能都认他们为中国的文坛所作出的贡献。

韩寒的文采怎样，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对于韩寒的认同，比较赞赏他前期的作品，那时候他的作品是超越同龄人的作品，是属于他自己内心深处最响亮的声音。不可否认韩寒的《三重门》所取得的成绩，也不可都认这本书的质量。但是《光荣日》我想这本书，我看过一边之后再也不会看第二遍，甚至在看到一半的时候有想把这本书扔掉的冲动，但是对不起自己买书的money，所以看完以后就丢到了角落。

韩寒的个性我是欣赏的，敢说话，敢说实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一切，我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当今社会很多人都需要像韩寒学习，尤其是那些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比起这些阴险卑鄙的小人，韩寒可以算是正人君子了。

有人说，韩寒是炒作，有一次炒作。可是就算是炒作又如何？如今的文坛不是文采和水平的象征，更多的是炒作的产物。如果一个毫不起眼的喜欢写文字的人，只要有人肯包装，肯炒作，相信，他也一定在一段时间内被冠以“作家”的称号。就像郭敬明加入作协，你可以说是郭敬明的写作水平高于很多没有加入作协的人吗？他的第一本书，还不是通过抄袭和炒作出来的。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兆山这个人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一次那首惊天动地的所谓的诗歌，把他推向了另一个高潮，相信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出版社敢于出版他的作品，我保证一定会是一本畅销书，这就是炒作的魅力。不是吗？

韩寒们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你可以认同他，也可以否认他，这都是你的自由，他们说什么也是他们的自由，这都不冲突。或许真是因为有了这些冲突和争执，才会见证我们的成长和发展。